他曾经的学生远在武汉求学，告诉他，学校老师都在讨论他的文章《2022年冬，我在临沂城送外卖》。

　　他言语赤裸，自嘲知识分子有“莫名其妙的自负”，困在“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”，与底层人并不相通。

　　标题中的“算法之下，骑手拼命奔跑”“科技发展，没有给骑手增加福利，反而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差”引发无数骑手共鸣。

　　鲜有人知，年过半百的邢斌并不是“教授”，只是一所三线城市二本学校里的普通讲师。

　　1972年3月，法国“五月风暴”后，著名学者福柯与学者德勒兹一起讨论知识分子问题。

　　福柯指出，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，但他们不再为大众道出“沉默的真理”，反而把大众当作控制对象与工具。

　　和福柯对话的德勒兹则强调，“现实就是在工厂、学校、兵营、监狱、警察局里实际发生的事。”

　　我厌倦虚与委蛇，从不争抢职称；即便我在大学讲现代文学，但至今都没有加入作家协会。

　　直到去年12月，一位老家亲戚来家中拜访我，他说农活不赚钱，他在乡镇打零工，正值疫情期间，他生活难以为继。

　　他走后的一天，我正在家中看托尔斯泰，有一个问题突然冒出来：底层真有这么难吗？

　　于是我决定“像底层一样生活”，选择外卖员的职业，只是离家近，时间自由，没有门槛。

　　我同时注册美团、饿了么、闪送，由于美团市场份额大“垄断性”，我主要送美团。

　　《橡果商业评论》：一个月挣7000元，很多职业骑手看了你的跑单“流水账”，都觉得你很专业；从老师到骑手，你用多久时间适应、切换？并且熟练跑单？

　　身份切换也不难，抢单、送单都很快，很容易沉浸其中，没有时间想七想八，很快就麻木了。

　　邢斌：甚至在我不打算做骑手后，每天也会下意识盯着骑手APP，有时它也会弹窗、语音播报“来新单来了”。

　　有一次我在阳台闲坐，看到一个20元大单，距离不远很容易送，我心痒痒，就像是游戏上瘾，想立刻接单、下楼，还是我对象（妻子）拦住我，不让我去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跑单一整天没吃饭很饿，路过一家兰州拉面想吃牛肉炒面，看到一碗18元，我就转身走了。

　　但我诗人、作家朋友，大家都喜欢聚餐，和我的社会关系重新、多次产生联系后，“穷病”就慢慢好了。

　　过程中突然APP突然提醒没有送达，再点击送达就成为“异地送达”，处罚50元至100元不等。

　　邢斌：首先是线上申诉，需要写情况说明，附上各种证据、截图，很繁琐，但还是被驳回。

　　我第四次，再向人工申诉，最后到上海总部市场部总经理，他明确表示，这是最终处理结果：驳回。

　　平台就像是个“独立王国”，专断，我是大学老师时，几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　　邢斌：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学家属楼送餐，一名高中生模样的小孩，嫌我送的慢，一开门就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摁在墙上。

　　随后他的父母，两个老师模样的人走出门，对我各种侮辱，话语非常难听、恶心，持续了十分钟，他们还不让我走。

　　邢斌：我的人生连校园暴力都没有遇到过，成为老师之后，更没有遇到过暴力与侮辱。

　　邢斌：如果我真是一个农村出身自卑小孩，来大城市讨生活，生存压力如此之大，还被这样羞辱，有可能会报复他。

　　邢斌：我家小区，是临沂市区最好的小区之一，开车进门，年轻保安会给我敬礼；外卖从不让进小区。

　　我第一次外卖员装扮刷脸进小区，两个保安迅速从保安室窜出来把我拦下，他们很疑惑我怎么进来，问我“干啥的？”

　　但这没有打消他们的疑虑，我们俩骑着电动车一前一后“押运”我回家，甚至跟着我上楼，看我开门，才悻悻离去。

　　邢斌：需要工会的参与，因为劳动者面对的是很大的机构，需要工会来制衡，个人太难。

　　整个社会也需要重新思考“科技向善”，科技的发展没有让底层过的很好，反而生活境况更差。

　　他说，有美团这种外卖平台，这些人还能维生，没有平台，这些人只能在家坐着。

　　我觉得利益分配上，各方一定要平等，靠道德让平台放弃一部分利益是不可能的。